日本以前的制度，視 20 歲以下的人為「少年」。「少年犯」觸犯刑法之後，會被送到「家事法庭」而非「成人法庭」審判。「審判少年犯」也不是著重懲罰的，而是本著矯正、教育、協助他們重返社會的理念 。
兇惡的少年犯，背負人命，觸犯天條也好，僅是「被判入治療所」，不必入獄，甚至因為被視為「沒有刑事責任能力」而不需負責。另外法令也禁止傳媒披露犯人的名字，保護其私隱，以免他在重返社會後受到追訪曝光。
二戰結束之後，各國提倡人權。聯合國發表了《世界人權宣言》，之後有不同人權保障的宣言和公約，「兒童權利」也是其中一項新事業。因為人權宣言有提過，在家庭之外的社會，「兒童有權享有特別照顧及協助」。到 1990 年，多國簽署的《兒童權利公約》生效，詳細列出關於兒童的各方面人權，以及家庭、學校、各級育兒機構、工作人員的應有原則
戰後隨著歐美觀念擴散，「兒童」的概念也擴散到其他地方。現代的觀念來臨：兒童是身心在異於我們的，為了他們好，需要社會某程度上「區別對待」他們。例如兒童沒有投票權、沒有身體自主權、不能做童工等等。不過另一方面，兒童也有一定的刑事免責「特權」。年齡小到某個地步，是不可以判監的。
#他只是個孩子啊
推進人權氣息強，著重教化未成年人的政策，是美國佔領日本的影響之一。「上一版」少年法是在大正時期成立，已經有取法西方意味。除「人權思想」東漸，也是由於二戰之後日本十分貧窮、百廢待興。成年人的生活也被毀了，自然沒有資源和精力「管教小孩」。戰爭結束之後，生育率回升。滿街壞孩子，當局一拳難敵五手，根本管無可管。
你看 80 年代大友克洋耗資 10 億日圓製作的《阿基拉》，除了近未來的黑暗科幻，還有二戰後底層青少年的真實生活。主角金田和鐵雄是駕著摩托的飛車黨，好勇鬥狠，上面是自身難保的成年人。《阿基拉》的「新東京」建立於三次大戰之後的廢墟，一座飽受政治腐敗和大大小小犯罪困擾的黑暗之城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暗中集結力量，一場民變或者革命似乎即將來臨。暴走族也經常出入警局，但警員也沒有他們辦法。小打小鬧，很少會被長期監禁。因為法律還視他們為小孩子。在戲中和現實中都一樣。
#少年A
現實中一億人口的日本，戰後出過不少兇惡少年犯，如果發展到極端罪行，突破公眾常人底線，本來善意的法律制度就會被挑戰，引發觀念危機和不安。比如 1997 年神戶市的「酒鬼薔薇聖斗事件」，犯下巨大惡行的兇手只有14歲，被糊名為「少年A」。「少年A」曾把受害者的頭顱公開展示，並寄送挑戰書挑釁警方，是一宗轟動國內外的劇場式犯罪。犯下這一切暴行的魔鬼，只是個 14 歲男孩。
在信件中「少年A」曾經寫道：「如果我被逮捕，我會被處以絞刑。」但事實上才沒有。神戶家庭裁判所最後將他送入「關東醫療少年院」。之後「少年A」在各種少年院和監管機構中渡過。直到 2004 年，日本法務省向受害者的家人們表示：已成年的「少年A」已「假釋出院」。2015 年，東慎一郎以「少年A」的名義出版自傳《絕歌》，再次引起轟動。
法律好像沒辦法制裁年少成魔？消極一點的人只能祈禱行兇者至少要滿 20 歲。而且法規有保護犯人，卻沒有保護受害者——沒有禁止傳媒追訪害者，這樣的法律是否不合理呢？在類似的少年犯謀害人命的情況下，經常會引起社會不安。雖然如果案情嚴重，「家事法院」可以將少年移返檢方，走成年人的刑事程序，但日本還是正本清源，針對「兒童」概念的修法還是開始。
2000 年日本國會因應「少年A事件」將犯罪刑責最低適用年齡，從 16 歲降至 14 歲。2015 年日本修改選舉法，最低投票年齡由 20 歲下調至 18 歲。2020 年「民法」也修訂新的成年標準為 18 歲，與不少外國看齊。成為法律上的成人，意味可以結婚、買股票、借錢等等，但日本風情的規定也一定保留，像煙、酒、賭博等等，仍然維持「滿 20 歲才可以碰」的規定。
權利和義務要相稱。2021 年新修訂的《少年法》即有所「嚴厲化」，十分接近成人定義的 18、19 歲人口，一旦觸犯重罪，會被「特別處理」，他們很可能失去過去享受的優待。那一年，甲府市一對夫婦被 19 歲放火青年遠藤裕喜謀害。新法適用。他的名字被第一時間公佈及起訴。甲府地方法院最後對其判下死刑，他有可能成為日本第一個被判死刑的「特別少年」。日本的死刑如果執行，通常是絞刑。
#失去特權的成年人
2016 年八卦雜誌《周刊文春》在東京街頭「捕獲」疑似出院後的東慎一郎，標題為「元少年A，33 歲」，據說他當時已與常人無異，安靜自由地生活於大眾之中。其實推算一下，今年東慎一郎已經是個 40 歲以上大叔。少年的日子已經遠去。
很多人認為他沒有為當年的罪行付出應有代價，甚至沒有真正悔罪，也對他們能自由生活，感到有點不安。現在又一個少年犯被捕，但這次可能會面對絞刑。「兒童」是甚麼東西？兒童的權利和義務為何？這問題在出名保守的日本，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。